防疫措施不断优化通信行程卡运行近三年后结束使命

据介绍，“通讯行程卡”服务下线后，相关用户数据将被彻底删除，消除数据安全风险。 “行程卡失去了意义，尽快下线才是积极的事情。” 深圳市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陈东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随着行程卡下线，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健康码是否也会被撤销备受关注。

行程卡不准确

通讯行程卡就是“通讯大数据行程卡”，也简称“行程卡”。 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推出，于2020年3月6日上线。最初，用户打开微信小程序“通信行程卡”，填写手机号码和验证码，用于获取近14天内停留时间超过4小时的地点的行程证明。 行程卡上的星号“*”表示用户近14天内的行程中包含有中高风险地区的城市，但并不代表用户实际去过这些中高风险地区。

随后，行程卡经历了一系列优化调整。

2021年9月，全国政务服务平台整合健康码和行程码，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现“一页两码合一”，即打开健康码即可同时查看行程。 自2022年6月29日起，取消通讯行程卡上的“星”标识。 7月8日起，通讯行程卡查询时间范围由14天缩短至7天。 截至今年5月26日，工信部公布的数据行程卡用户查询量已超过556亿次。

行程卡的初衷是支持人员合理流动、安全复工复产。 陈东平表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行程卡缺乏准确性，难以精准定位县区级及以下行政区域的高风险范围。

今年1月，通讯出行卡公众号在一篇权威解答出行卡12个问题的文章中提到，出行卡分析手机信令和话费数据。 运营商确定用户手机号码的基站位置。 获得。 由于基站信号可能交叉覆盖、信令数据精度有限、数据更新延迟等技术原因，行程卡服务数据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针对“我没去过A地但显示/去过B地但不显示”的问题，文章回答说行程卡服务使用的是基站数据。 为了保证连续通信，实现无盲点覆盖，行政区交界处的两地基站信号可能会出现交叉覆盖，导致手机无法使用邻近城市的基站信号。漫游。 另外，如果在一个城市停留时间少于4小时，则不会被记录。

在陈东平看来，行程卡的大数据应用一直处于非常肤浅的阶段，没有得到深入的探索和延伸。 “如果出行码要具有实际意义，它必须能够描绘一个人运动的电子轨迹和时间长度。” 陈东平认为，这首先会涉及到大量数据的处理，其次需要增加与其他多种数据的对比。 在他看来，技术上可以做到，但需要运营商的巨额投入。

健康码会被撤销吗？

行程代码即将下线。 随着新十规定提出“跨地区出行人员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健康码”，健康码将何去何从？

个人健康码数据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个人健康信息等，每一类又包含不同的具体数据条目。 以国家标准《个人健康信息码数据格式》中的健康码数据结构为参考，健康码覆盖了大量的个人信息。

中国很多地方的健康码都是由地方政府开发，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健康码，其中包含大量详细的个人数据。这些数据将流向何处，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释。”国内公共卫生专家表示。 在他看来，“一些地方健康码运营机构的法律角色模糊，缺乏明确的责任承担者。”

据媒体查阅，健康码分配规则主要由省级行政单位制定，不同省份的主管单位不同。 例如，北京“健康宝”的监管单位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江苏省“苏康码”的监督单位是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南省健康码的监督单位是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辽宁省“辽事”主管单位是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局、省信息中心。

“2020年初疫情来袭时，全国各地的数字化企业都迫切需要快速搭建健康码系统，这可以说是一个野蛮增长的时期。到现在为止，虽然有一些管理机制存在，但不排除出现这种情况。”一些公司有机会接触个人数据。” 陈东平表示，健康码背后的个人信息涉及亿万人，包括详细的流控信息、支付信息、通勤信息等，一旦泄露，将影响国家安全。 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对涉及的第三方运营商进行监管。

长期以来，各地健康码形式并不统一，健康码的功能逐渐拓展，日趋普遍化。 在一些地区，健康码还将融入当地的医疗服务、公共交通甚至支付方式。

11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卫生信息化“十四五”规划》提到，到2025年，初步建立统一、权威、互联互通的国家卫生信息平台支撑体系。 基本实现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国家卫生信息平台互联互通全覆盖。 每个居民都拥有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和功能齐全的电子健康码。 消息一出，引发热议。

此后，接近国家卫健委的人士向媒体回应称，所谓的“电子健康码”并非防疫时使用的“健康码”。 疫情防控“健康码”主要用于疫情防控，与COVID-19疫苗接种、核酸检测信息相关联； “电子健康码”主要用于医疗健康服务，包括身份识别、结算、服务功能，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医疗服务信息相关联，已实施多年。

陈东平表示，“疫情以来，健康码确实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

“疫情过后收集到的真实数据主要是核酸检测数据和区位码信息，现在关键是这两类留存的数据怎么办。”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雷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着新十项规定的实施，核酸信息、位置码等数据应予以销毁、封存或完全脱敏。” 郑雷解释道。

陈东平建议，未来应考虑进一步完善隐私保护数据机制。 健康码数据存储和管理等职责应移交给国家主管部门。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并不建议将如此庞大的信息数据进行全面整合并绘制出具体的肖像，这在全球范围内也是罕见的。

国家乃至地方对于个人信息的处理都有明确的规定。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总则》第六条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应当出于明确、合理的目的，并以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进行。 个人信息的收集应限制在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内，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于2021年1月印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和服务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明确加强个人防护并提供为疫情防控和疾病预防而收集的个人信息。 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郑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健康码首先应该用于健康目的。 比如去医院没带医保卡，用健康码刷医保卡、扫码挂号缴费等。健康码未来的应用场景可以是朝这个方向实施，其使用并不是强制性的，只是为公众提供了多种选择。 不过，也有人认为，随着疫情防控的结束，目前使用的健康码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健康码对个人信息或隐私的损害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陈东平认为，大数据被滥用，只会导致地方政府投入更多财力、人力等资源，导致防疫偏离精准方向。 杜绝一些打着大数据精准防疫幌子滥用数据的行为。